张嘉倪

但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平等规制虽然没有律师伪证罪那种显性歧视，却有隐性歧视。

作为肇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事业政治领导集体中杰出的一员，他有理想主义情怀，有很高的政治操守，有见识、有魄力、通晓世界潮流，能够真正了解并忠实于民众的意志与愿望。一个有兴趣的历史学命题乃是，如果没有政治命运的三起三伏，邓小平能否如斯坚定地开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彭真如果没有挨整、挨斗和秦城监狱坐牢九年的不堪经历，他是否还能够在主持八二修宪时坚决主张人格尊严的不受侵犯和人身自由的严格保护?老子言道：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这些都表现出他深刻的洞见，同时也奠定他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历史地位。否则一方面垄断决策权，另一方面又舆论尽操于手，无所制约，最终必然造成决策的恣意。万里关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讲话笔者将其视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一个深刻追问，但这样一个追问迄今并未得到完满的解答。领导人要尊重人民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一样的话，甚至反对自己的话。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

这既包括决策机构必须是有宪定或法定职权的机构，而不能是法外的临时小组和临时委员会等之类的机构;法外机构不能侵削或者僭越法定机构的决策权，近年来宪法和组织法规定的各级政府首长负责制越来越名不副实，即可足证此点;又包括决策的成果必须通过法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法律、决定、决议等，而不是表现为名目繁多的批示、指示、文件等;还包括公开公正的程序决策，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应该容许决策中的辩论和不同意见表达，并尊重广大民众依法享有的知情权。在广土众民的国度里，则必须确立最高代议民主机构的决定机关地位，而不能以任何名义将其决定权虚置化。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国家经济形式的不可预测性、宏观调控手段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而否认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可能性。

(三）机构责任与个人责任 从现有的宏观调控立法来看，有时法律过于强调个人责任而忽视机构责任，有时则刚好相反。2012年江苏省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其中有关积极支持人才住房消费的举措社会反响强烈。近年来，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样做有利于充分落实国家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标准，真正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 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调控责任缺位导致调控的道德风险无法控制，政府信誉受损。在公告后阶段的程序主要有宏观调控行为的生效、补正、撤销、变更与废止程序、信息反馈、 检查总结程序等。

(五）协调原则 经济活动的政策控制和法 律控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系统控制的一种体现。法律在授予政府权力的同时，必须明确权力行使的程序，并创设监督和约束权力的制度。换言之，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是有限调控，这里的有限表明调控时对度的把握的重要性。德国作为典型的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半个 多世纪以来，其经济在慢与精中突出强 调了稳定与增长的关系，这一点不得不归功于其《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

但需要明确的是，和其他所有的法律制度一样，宏观调控法是对调控者和受调控者的权力、权利、职责、义务、责任进行设定的规则体系，它的作用对象只能是政府的调控行为本身，而不是直接针对市场本身。我们呼吁宏观重视运用新型责任，以预防宏观经济损 失的再度发生，以及对现有损失的及时补救。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依法治国升级版 方案，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做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一步呼应了上述内容。宏观调控的程序保障           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涉及面广，体系庞大，调控措施和种类繁多，事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对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程序设计和保障在宏观调控立法中至关重要，而且完全具有可行性，包含《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在内的巳有立法巳经为其提供了一定立法经验。诉讼是公力救济的重要形式，基于原告的起诉行为或公诉机关的公诉行 为，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的诉讼程序，通过对相关行为和事实进行判断、认定、追究和归结，对不遵循法律指引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并责成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者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维持和确认。

不难想见，依法调控必将成为我国未来宏观调控的基本常态，需要充分发挥法律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规范、 指引、教育、保障和约束作用。2014年修改前，该法在第73、74、75条中规定了各级政府违反法定程序擅自变更预算等行为的法律责任，责任主体限于个人，即负有直接责任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形式为行政责任和行政处分，但对各级政府本身如何承担法律责任未作规定。

经数次调整，1997年宏观调控八大 目标确定为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另外，对于决策失误或官僚主义、 长官意志造成的调控决策失误，本应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但在立法中却缺少相应规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 滞胀 现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均上升至两位数。此种责任方式在专业性较强的行业中巳较为普遍地采用。可诉性是当事人实现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反映的是行为接近司法审查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因 此，政府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直接安排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或限制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相反应借助市场机制，通过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贯彻和实现自己的调控目标和 意图。

《预算法》的修改即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城乡间人口和劳动力的大幅迁徙，对外贸易和资本流量的急剧增加，一系列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使得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不断作出调整。

只有合理选择调控目标、调控工具和 调控时机，对症下药，才能正确引导和调控市场，不断促进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联邦经济部长在利害关系人要求时应对指导方针作出解释。

换言之，宏观调控法并不是要去准确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去直接界定一个国家经济波动的样式和幅度，更不可能是去事先规定国家对宏观经 济调控应选择什么样的调控工具或者如何组合这些工具，相反，其通过调控权的科学配置和调 控程序的法定化来实现宏观调控立法的根本宗旨，达到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宏观调控的传统 责任实行综合责任制，以行政责任为主，辅之以民事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如规定了联邦政府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交年度经济报告的义务，要求对专家委 员会的年度意见书提出政府意见。该法第3条规定： 发生危及 第1条规定的各项目的之一的情况时，联邦政府应即制定指导方针，使各级地方政府、各同业公 会以及企业联合会采取同时互相配合的行动（一致行动）以达到第1条规定的目的。从执行力看，通过相关责任部门的具体落实，使 政策措施本身获得了实施上的组织保障。在该意见的第6条中，南京市政府提出要积极支持人才住房消费，入选 321计划的人才，正常缴纳公积金的可优先 享受公积金贷款。

连原本相对坚挺的美国股市也最终缴械投降，以来最惨烈的方式报收，全周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跌幅达5.8%，创近四年来之最。这种立法变化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体现了问责制的实际运用，值得 在其他调控立法和修法中学习和借鉴。

该法于1967年6 月8日由当时的联邦德国议会通过，颁行于同年 6月14日，是一部为巩固和保障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而制定的经济法律。为此，政府调控不得冲击和削弱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相反应当促进和保护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联邦政府决定在经济衰退时的补助性支出和超计划支出时必须同时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说明等。只不过这里的政治责任，一般只在 失误重大时才有追究的必要。

笔者认为，在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完善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三对法律责任： (一）调控主体责任和受控主体责任 在现行宏观调控立法中，受控主体责任受到了相当重视，但调控主体的责任却往往被忽视。坚持并弘扬依法调控经济的理念，不但有利于实现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且有利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设计方案阶段的程序主要是公众参与程序。笔者认为，在宏观调控法定程序制度建构方面，需要着力把握好一致行动原则。

然而，不同经济政策之间会产生冲突，各类政策之间需要协调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达 到政策控制的目标。此外，还有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程序等。

换言之，就调控手段的运用来讲，应以间接调控为原则，即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采用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后者则强调各级政府的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之间应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不得出于本部门利益而规避宏观调控措施或者采取逆向行动。

宏观调控程序涉及诸多环节。从世界范围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明显加剧了一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